烟草行业如何刻意模糊吸烟影响的问题早已有人探讨，特别是在Naomi Oreskes和Eric Conway于2010年出版的《贩卖怀疑的商人》一书中。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联邦政府曾直接参与烟草业。政府声称烟草行业至关重要，甚至在部队供给中添加了卷烟和烟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政府再次介入，为了节省战争所需外汇，英国停止进口美国烟草。于是美国政府购买了与英国市场相当的烟草，以保护本国烟农。

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政府一直在支持烟农。1933年通过的《农业调整法案》建立了联邦烟草价格支持系统，此举是罗斯福新政的一部分。1964年，外科医生Luther Teryy发表了《吸烟与健康》报告，指出吸烟与多种疾病的关联。尽管每年有多达50万美国人死于烟草相关疾病，但联邦烟草价格支持系统直到2004年才被废除。（政府对烟农的补助一直延续到2014年，以缓解烟农受到的冲击。）

一、市场操控 Milov指出，在冷战期间，新兴的广告业促进了大量卷烟的消费。相比之下，苏联的物资匮乏使得吸烟成为消费资本主义的象征。1947年，烟草协会成立，致力于提高美国过剩卷烟的海外销售，这也是政府授权的私营组织，负责收取税款以进一步发展烟草行业。

二战期间，美国政府采购了大量烟草以弥补出口不足。私企和公共政策的交织在全球范围内与吸烟相关疾病的流行中起着关键作用。到1955年，美国有超过一半的男性和近四分之一的女性吸烟。寻找新的吸烟者成了行业持续增长的关键。直至今日，这一趋势仍在持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重建欧洲，其中包括购买美国烟草和食品的贷款。从1954年开始，该计划演变成为向盟国提供援助的《公共法案480》计划，并在东南亚、拉丁美洲和中东等地逐渐实施。这一计划通常被称为“粮食换和平”，以烟草和食品为条件提供优惠。结果如预期，它为美国商品建立了永久出口市场，并加强了美国的地缘政治地位。

在1960年代晚期出现了实质性的抵制。活动家们利用1960和1970年代的民权及消费权运动改变了公众对吸烟的看法，使其不再被社会所接受。John Banzhaf于1967年创立了吸烟和健康运动，并找到了起诉烟草业的方法。面对联邦立法机构的支持，活动家们将战斗转移到地方政府，与企业游说团体进行博弈。他们与市政府和专业监管机构合作，推动了1971年禁止在美国播放卷烟广告的禁令，并在1973年通过民航局禁止在飞机上吸烟。

二、草根行动 与此同时，草根活动家也在努力。Clara Gouin是马里兰州的一名妇女，她的孩子对香烟烟雾过敏。1971年，她成立了反吸烟者污染团体（GASP），提出了“不吸烟者”在公共场所享有与吸烟者同等重要的权利的概念。

在吸烟辩论中，烟草利益制造商的辩护再次出现。另一个斗争方向是证明吸烟对经济有害，而不仅仅是增加政府医疗开支。吸烟还会损害生产力。1976年，Donna Shimp因在工作场所被迫吸烟导致疾病，提起了第一起针对雇主的诉讼，并推动了在工作场所禁止吸烟的倡议。

烟草捍卫者的麻木不仁令人震惊。1953年，多家香烟制造商在一间酒店房间成立了烟草